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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章（第1页）

从巅峰状态的回归（5）

如果我们仅仅是从规模上来比较大小，那么我们永远不能避免去讨论人类史上最大的工程：美国。我成长在马萨诸塞州的莱克星顿市，从许多方面来讲，那都是一个很典型的美国卫星城市――优质的学校教育，过高的住房价格，虽然当年作为一个学生我并没有特别关注过这个问题。但是这个小城的重要意义在于它是“美国历史的开端”，是美国大革命中第一场战役的起始地，所以任何一次与推翻当代政府的革命都会自然地和这个地方扯上关系。我初中时候的暑假都是在莱克星顿绿地广场度过的，那时我会带着船形帽，为来自各个地方的人们做导游。那个时候，我对1775年4月19日发生的事情知道的十分详细。而现在我所能想起来的都是支离破碎的片段：我记得乔纳森?哈灵顿（Jonathan Harrington）在重伤之后坚持靠爬行穿越了绿地，为的只是能死在自家的阶梯上。约翰?帕克上尉（Captain John Parker）其实并没有说现在刻在纪念碑上的话（“如果他们铁了心要开仗，那就让战火在这里点燃吧”），他当时命令他的属下撤出战线，但是战争开始后，他却看到自己的表兄弟乔纳斯死在敌人的刺刀之下。</p>

不断重复地为游客们将这些故事对我自己而言也有好处，至少这使我明白了爱国者和持不同政见的人不是绝对对立的。与我们现在的讨论最相关的一点就是，它使我明白了美国的诞生就是在大块头面前保护了弱小者。内战中先锋队的人其实都还不能被称为严格意义上的美国人。他们只不过在那个特殊的时间与自己的邻居并肩站在了保卫自己家园的战线上――想想他们中最早捐躯的人都是死在自己的楼梯上。一个世纪之后，在一次爱国者日纪念会上，一位演讲者曾说，跨国绿地阵地的英国人“遇到的是来自各个小镇的民兵。”他继续说到，“战场上已经分不出倒下的英雄们到底来自哪个郡县，所有为保卫家园而牺牲的人们都在用自己的鲜血铸就光荣的永生。”换句话说，内战爆发时的先锋队成员在保卫的是查姆斯福特（Chelmsford）这样的小镇，而不是美国这个国家，他们所关注的是怎样保护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小社区、小城镇里的居民。也就是当时那些无力支付英国强加的各种苛捐杂税的地方性的小经济体。他们保护的还有那种自己掌握自己命运的信念――每年春天他们都通过本地市政厅的小型会议来商讨自己这个城镇的未来。</p>

当现代美国已经成为庞大的代名词的时候，以前那种小规模的生活方式确实值得我们去纪念――美国现在已经成为了全球最大的经济体，最大的军事力量，最大的软饮料生产国，最大的财政开支过，最大的负债国，以及最大的碳足迹创造者。美国的历史自发端开始就一直围绕着是大还是小的问题在转。迄今为止，我们似乎不可阻挡的朝着大的方向在前进。但是我们进行转型――回归一种规模更小的生活方式――的种子从一开始就已经种下了。</p>

实际上，如果北美地区是一个生物的话，她可能会产下无数的后代，而不是唯一的一个强权。我们需要记住：在大革命时期，人们为了自由而搏斗甚至献身。他们参战可能源于宗教信仰，可能源于种族纷争，也可能是被逼无奈，但是他们都不是以一种为封建制的中央集权者服务的奴仆身份参战的。莱克星顿的战役打响后没过几周，许多的农民就开始加入剑桥公地（Cambridge Common）上新建的军营，他们通常都是同一个地方的一队人同时加入，并且坚持自己选出本队的领军人物；他们只签署短期服役的协定，等到这个地方的战事结束后，他们通常都离开军队回到自己的家乡。乔治?华盛顿（George Washington）来自弗吉尼亚州的泰德沃特（Tidewater）地区，那是一个还受等级建制思想影响的小城。“这位新任的大将惊讶的发现，一些曾在服役之前做理发师的军官仍然在军营中为士兵们理发。”</p>

从巅峰状态的回归（6）

这样的美国人不会轻易地把自己的人身自由交给远在万里之外的当权者。确实，当时几乎没有人会把自己称作美国人，更有可能的是大家都称呼自己是纽约人，或佐治亚人。因为当时的人们不愿意接受远在伦敦的当权者的领导，他们自然也不愿意接受一个本土的核心城市的领导。根据一位历史学家的说法，美国第一份具有政治管辖色彩的文献，《联邦条约》（Articles of Confederation）就是由当时的激进分子撰写的，也就是“以宪法的口吻来表达《独立宣言》（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的理念。”当时成立的国会基本无法筹集任何联邦经费，而且其权利也受到极大的制约；“众多未经定义且数量庞大的权力依旧保持在各州政府手中。”</p>

但尽管在美国历史的开端时期，仍然有人希望成立更为有魄力的中央政府。华盛顿、汉米尔顿、罗伯特?莫里斯（Robert Morris）、查尔斯?卡罗（Charles Carroll）、及其他名声显赫的保守派人物都希望找回英国治下曾有的一些特色：“一个中央集权政府，拥有否决各州立法的权力，拥有颁布执行具有普遍意义和一致性的立法的权力，拥有动用武力正压各州发生的社会动乱的权力。”虽然他们的观点在一开始的时候没能赢得任何的支持，但是大革命后头十年内美国的社会现实就让人们感到他们说的某些东西还是有道理的。</p>

先说一个重要的理由，新成立的各州互相之间纷扰不断。由于在殖民地时期缺乏陆地勘界等记录，康涅狄格州以为本属于宾夕法尼亚州的怀俄明山谷是他的领地；而弗吉尼亚州也正打算在宾夕法尼亚州的领地内从事开发计划，同时，马里兰州又在打弗吉尼亚州的主意。州与州之间因为贸易爆发了大规模的冲突：纽约市一直从康涅狄格州购买柴火，同时从新泽西州进口食品。但是因为市内的商人想要保护自己的生意，排除外界的竞争，所以促使立法“要求任何从地狱门（Hell Gate）驶入的扬基货船，以及任何经由Paulus Hook到Cortlandt Street的泽西商船都支付过路费并且在海关处取得通关证明，与来自伦敦或汉堡的商船的待遇没有区别。”很快，本州北部以及其他通过河道航运经商的人们都因为生意受到了影响而举行了大规模的集会，看上去与波士顿倾茶事件非常相似。历史学家约翰?费斯科（John Fiske）写到，“在那之后还不到五年的时间，面向曼哈顿岛的地区就出现了零星的战火，世仇的种子就此播种了下去。”</p>

同样根据费斯科的记述，在各州纷争进行的同时，约翰?亚当斯正在从海外各国借款，用以赔偿战争期间的借贷，“但由于各地的报纸都在报导美国国内的内耗，以及各州之间的纷争，所有人都对美国的能力存疑……正如亚当斯本人承认的那样，很明显的，美国的信用已经消亡殆尽了。”为了筹集资金，1781年的国会曾试图对进口商品加征5%的关税，当然按照《联邦条例》的约定，此类立法需要所有州签字认可。这项提案最终“成为了持续长达一年的怒火弥漫的论战的导火索。同一个问题被反复的提出来讨论，那就是如果州政府以外的某种权力机构能够征税，那么当初为什么还要抵制英国的印花税和茶叶关税？”马萨诸塞州最终签署了提案，但是罗德岛和弗吉尼亚都拒绝签字。</p>

从巅峰状态的回归（7）

最终，就像是为了给所有人上一课，1786年，负债累累的马萨诸塞州农民发动了谢斯起义（Shays’s Rebellion），他们一度试图夺取存放在斯普林菲尔德（Springfield）的美国军火库。他们当然很轻易就被镇压了，但是这次起义的影响十分深远；实际上很多人都害怕英国人会利用美国内耗的机会夺回他们原有的殖民地。谢斯起义使得整个美国社会针对中央集权政府的态度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即使是反联邦建制的人们都意识到了这一点。正如弗吉尼亚州的威廉?格雷森（William Grayson）在当时记下的一句话，“美国的社会风气已经改变得让人完全不敢想象。我相信联邦政府的政客们的胃口足以大得吞下任何一个零散的州。”还记得9-11恐怖袭击之后的美国社会吗；但是突然之间个人的自由显得完全不如社会秩序那么重要。</p>

在《联邦主义者文集（第十号）》（The Federalist No. 10）中，詹姆士?麦迪逊（James Madison）提出美国需要重新制定一部宪法并组建一个更为强势的中央政府，他在其中最知名的一句话是：如果你把一个国家建设到足够大的规模，你就必须清洗掉整个体系中的各种“派别”，并且预防整个体系就像挂膛的枪子突然走火。如果你建设的是一个小型的民主社会，每个人都可以参政议政，这是一种不好的现象：“一个由少数民众组成的社会必然通过个人化的方式举行会议并通过个人意见来左右政策的执行，如果有某个派别联合在这种协商会议体制中作梗，那么别的人无法对其作出有效的遏制。在通常情况下，一个人或一个派别的喜好终将演化成绝大多数人所接受的现实。”取而代之的是，如果按照字面意义组建一个大型的共和国，那么就需要各个地方派遣代表到一个集中的地点举行决策性的会议，在这个过程中由于“参与的地理范围放宽了，参与的人所代表的政党或派别也就相应增多；这使得绝大多数人一致通过使用强权去侵占他人利益的提案获得通过的几率大大降低；或者即使议会中的参与者达成了这种共识，其中各方也很难看到自己在这个过程中有什么绝对的优势。”对于那些在革命浪潮中生活了几十年的人们来说，政治生活不断减少的前景一定是相当诱人的。</p>

但是我下面将要指出最重要的一个问题。当时主张成立联邦政府的人之所以能说服绝大多数人中央集权政府优于原始民主政府，是因为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确实有很多事情需要中央政府去做。在与英国决裂之后，当时的人们面临着一个全新的任务，也就是一项建立一个国家的任务，这在人类的历史上都是非常罕见的。大约三百万欧洲移民聚居在一片宽广而且理应是十分富饶的大陆的边缘。如果他们想要成功在这片根本一无所知的大路上定居，那么他们必须建立一个强势的，统一的政府。麦迪逊秉持着他丰富的政治理论，在《联邦主义者文集（第十四号）》中提出主张，他认为如果中央集权政府真的能实现，那么这个国家的范围反而会显得更小：“纵贯整个联邦的交通线路将得到更好的修缮。连接各地的道路里程将会缩短，而且能得到更好的维护；为旅途中的人提供的住所数量将更多，条件也会更好。”</p>

在当时的条件下，这些措施是十分有必要的。一辆轻便型的驿站马车可能需要一周的时间才能从纽约走到波士顿，在一位历史学家的书中写到，“这段路途一般每天早上3点启程。如果道路状况良好的话，到晚上十点他们大概能走出四十英里。在糟糕的天气情况下，车上的乘客可能还得下车来把车轮从泥洼坑洞里抬出来，那么他们走出了路程就更少，整个旅途也更漫长。”像康涅狄格河这样的大河上面都还没有桥梁；在冬天的时候可以踏着封冻的冰面过河，夏天的时候也还可以划船过河，但是在河面上满是浮冰的几个月里就非常难通行了。在那种条件下就不难想象，“道路难以通行的地区之间很少知道相互之间的情况，而且本地人的偏见是非常常见的。”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乔治?华盛顿在成为我们的第一任总统之前就把大部分的时间投入了修筑运河及付费公路的事业上。他根据弗吉尼亚州的立法经营着一家公司――当然他没有提取任何收入――目的是为了疏通波托马克河（Potomac）的航道，方便船只穿越山区西行。他说，“让我们以一条永远不会被割断的绳索把这些人和我们绑在一起。”</p>

从巅峰状态的回归（8）

所以联邦主义者们主导了当时的社会，而且建国后的几年也是如此。在《宪法》首次通过后的几年内美国境内的民族主义精神都十分强势，而这种现象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受到了华盛顿将军旺盛的人气的推波助澜。但是关于大与小的争论从来没有真正的停止，1790年，当亚历山大?汉米尔顿首次提出建立美国银行（Bank of United States）的时候，美国政治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反对党。由托马斯?杰弗逊（Thomas Jefferson）领导的反对党在1801年上台执政，他们承诺会将各种权力都逐渐归还到各州政府手中。他们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是十分有限。当时伟大的定居北美洲的计划已经展开（其实这个计划本身得到了杰弗逊的鼎力相助，因为他从法国人手上买下了路易斯安那州，并派遣路易斯和克拉克西行去做前期勘测。）举个例子来讲，杰弗逊曾承诺要逐步取缔海军，因为维持海军力量不仅开支巨大，而且很容易引发战争。但是巴巴利（Barbary）海盗不断侵扰美国正在扩张的海外贸易，所以就像他200年之后的继承人巴拉克?奥巴马一样，杰弗逊同样派遣了一支海军部队来维持海运通道的畅通，由于此项举措开销庞大，它使得关闭汉米尔顿建设到中央银行的计划变得更为复杂。</p>

在联邦政府成立的前87年之中，关于大与小的争论从来没有停止过，而且有的时候还有一些州会以退出联邦政府作为威胁来表明自己的立场。而且提出这种威胁的还不仅仅是南部各州。比如说新英格兰地区的六个州就对詹姆士?麦迪逊（James Madison）总统处理1812年战争的方式非常不满；之后马萨诸塞州的州长卡莱布?斯特朗（Caleb Strong）秘密接触了英国特使，诱使周边地区的代表在1814年夏天在哈特福德市（Hartford）召开秘密会议。这些代表中有人主张退出联邦，有的主张对宪法进行一系列的修改――但是安德鲁?杰克逊（Andrew Jackson）在新奥尔良战役中的辉煌战绩完全压制了这些人的气焰，使得他们最终偃旗息鼓。但是无论如何那都是一次很大的危机。在开始其巡回演讲的生涯之前，丹尼尔?韦伯斯特（Daniel Webster）曾主张联邦政府不应该征兵：“对于各州政府来说，保持各自对州内军事力量的控制权是其应尽的神圣义务，只有这样它才能保证其居民不受专制政府的威胁。”二十年之后，当南卡罗来纳州拒绝执行由北部各州在国会推动并通过的“令人厌恶的关税（Tariff of Abominations）”时，韦伯斯特是第一个逆转自己观点的人。他宣称，“保护自由及联邦，现在不做以后就没有机会了。”</p>

历史上的闪光点总是围绕着关税或者战争，当然还有奴隶制的存废――但是在这些局部问题的背后还有一个能使全美国统一在一起的力量，那就是殖民整个北美大陆的伟大工程，快速的经济扩张以及西进运动就是美国早期社会的最主要特征。建设运河以及后来的铁路都是需要耗费巨资的，而这些钱通常不是个人投资者所能筹集到的。如果没有一个全国性的政府的支持，如果没有一个中央银行在维护整个国家的金融体系的稳定，那么完成那个工程的进度就会慢上许多。去驯服一块无人开垦过的大陆是需要耗费巨资的；全国上千份报纸通用的词汇都变成了“国内的进步”――河道需要被疏通并且安放上航标，海岸沿线都要修建灯塔。绝大对数州的绝大多数人都不愿意掏腰包：南卡罗来纳州州长因为他州内的居民被“过度征收税费用于修建穿越鳕鱼湾（Cape Cod）的运河”而大发雷霆，与此同时，弗吉尼亚州和佐治亚州都在1827年通过立法指责所谓的国内进步，指责征收保护性关税的政策，并抱怨他们州内的居民都被迫上税“用于为其他州的人修建公路或运河。”这些意见或许反映了当时绝大多数美国人的内心想法，但是根据历史学家的记载，支持采取这些行动的少数派都是“精力充沛，贪得无厌，且极富社会影响力”的人。所有最终铁路还是修建起来了，河道也还是疏通了。联邦政府成了全国最大的地主，他们用这些土地去发展他们理想中的农业和定居点，用土地收益来为修建铁路提供资金支持，并且还直接将土地免费赠给新建的大学。这种开支政策稳步地拉长了美国的经济核心――确确实实为在北美扩张的信条（Manifest Destiny）提供了资金支持。</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