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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章（第2页）

从巅峰状态的回归（9）

从某种意义上讲，美国内战也是围绕着大与小的问题在转。奴隶制――美国历史上最独特，最恶劣的社会毒瘤――确实是内战爆发的导火索，奴隶制的废除也标志着内战的结束，但是在内战的过程中还有许多其他的社会因素在发生着作用。当时的美国南部地区，因为广泛推行奴隶制，所以一直处于较为稳定的农耕社会。（我后面将会讲到这种稳定不代表其一定是为生计所迫而不得不采取的恶劣行为；但实际上，稳定及农耕社会或许就是我们现在最需要的生活状态。）南部社会的稳定局面意味着南部各州都没有全身心的投入建设一个新国家的全国性工程当中；各州的当权者们满足于通过奴隶的劳作来为自己创造财富，他们才不会去积极参与北部各州正在进行的新建国家的伟大运动。而且当时的北方各州也乐得于让南方地区保持他们的奴隶制体制。南北方的摩擦真正出现其实是由于建国运动不断西进，有人主张在新开发的西部地区采取奴隶制社会体制，有的人认为这种行径很不道德，有的人认为那简直就是社会的倒退。许多人相信，只要把奴隶制限制在南部各州，那么它会自然而然的消亡，这一点在欧洲已经有了实证。但是1854年通过的堪萨斯州―内布拉斯加州法案给人们带来的实际的威胁，因为按照法案的内容，这种“独特的体制”将被传播到更多的地方，为了抵制这种趋势，新兴的共和党――也就是亚伯拉罕?林肯（Abraham Lincoln）领导的政党诞生了。这场关于堪萨斯州未来政治体制的争斗标志着约翰?布朗（John Brown）辉煌政治生涯的开端；它同时引发了林肯―道格拉斯大辩论；它把对奴隶制的争辩推到了风口浪尖。</p>

于是内战爆发了。由于北方各州拥有先进的科技手段，较高的生产效率，严肃的组织纪律，以及发达的工业，所以他们在南方各州面前几乎是不可能战败的。除此之外，北方的胜利也强化了关于中央集权政府是不可避免的存在，而且是一种良善的存在的观念。爱国主义情结也前所未有的膨胀起来――星条旗成为了每次公众集会必不可少的标志。民族主义的情结也在同一时期发展到巅峰，“联盟”的呼声甚至高过了废奴运动的呼声。根据《纽约时报》的一位编辑亨利?J?雷蒙德（Henry J. Raymond）的观点，中央集权政府的胜利对于日后向整个北美大陆的扩张，甚至向墨西哥的扩张都是一个关键性的事件。其他任何事情都被美国人抛诸脑后：“世界上不可能出现第二个如此一心一意只为谋求增长和力量而存在的国家。”正如一家波士顿的报社在战前发表的一篇社论中所说的那样，“加利福尼亚州一直梦想建设一条通达太平洋海岸的铁路。南方各产棉州都想尽各种办法来阻挠或拖延这条铁路的建设――但是其他所有各州都支持此项举措。”而实际上，即使是在内战正在进行的时候，这条铁路的修建一直在向西延伸。1869年，也就是Appomattox受降仪式四年之后，人们在犹他州的Promontory Summit，象征最后一段接轨连通的金烟囱列车缓缓开动，标志着这个国家终于有了从东海岸到西海岸的横贯铁路线。</p>

这些进步并不是说建国运动是不得已而为之的好事。建国过程中的一些片段――比如说对印第安人的屠杀――可以算得上和奴隶制一样邪恶。我们砍伐掉了世界上面积最大的森林，把世界上种群数量最多的北美野牛及多种鸟类都赶到了灭绝的边缘。建设铁路的大亨们其实大多数起家的时候都是骗子或者流氓，成百上千的移民劳工或许都死在了为他们修建铁路的过程当中，境遇不比奴隶们好得了多少。我所敬佩的人都十分鄙夷这种现象的存在。极力主张避税的亨利?大卫?梭罗（Henry David Thoreau）说，“世界上最好的政府就是无为而治的政府，”这听上去多像罗纳德?里根的理念啊。</p>

从巅峰状态的回归（10）

但就算这个过程不是全都是好事，它还是完完整整的发生了。那些苍天大树以及中西部肥沃的土壤所代表的财富最终都转化成了人们口袋里的钞票。即使十九世纪末，地理探索及开拓的前线被攻破的时候，人类通过科技手段的进步打开了二十世纪探索攻坚的新的阵线。快速发展我们的工业力量成为了美国人二十世纪新的建国运动的主要内容，这场运动一直持续到了二十世纪末。</p>

新的发展为维持一个规模庞大的国家找到了新的理由――但是关于大与小的问题的争论仍然在延续。我们先来讲讲德怀特?艾森豪威尔（Dwight Eisenhower）主张建立州际高速公路网的例子。他曾于1919年首次横穿整个国家――当时一共花去了62天的时间，因为道路状况十分糟糕。他脑海中首次产生了建设一个巨型道路网的想法，同时也想到了要用汽油税收来支付修筑道路所需的费用。然而此类税收通常是由各州政府征收控管的。正如威斯康辛州州长小沃尔特?科勒（Walter Kohler）所说的那样，“从其税收政策来看，联邦政府简直就是一个贪得无厌的怪兽，为了增加其财政收入，他们不会放过任何一个可以征税的项目。我们威斯康辛州人对联邦政府插手本应由州政府，而且传统上也一直由州政府掌控的税收一事感到无比的反感。”不管他怎么说――一个建国大业不会因为沃尔特?科勒一个人的反对就停下脚步。借用陆军工兵部队（Army Corps of Engineers）少将尤金?雷博尔德（Eugene Reybold）的话说，“艾森豪威尔总统终于打破了那种犹豫不决，胆小如鼠的人们的阻挠……在我们的道路建设工程方面再也没有什么值得担心害怕的事情了。”确实如他所说――当70号州际公路在1992年完成格林伍德峡谷（Glenwood Canyon）的道路铺设工作的时候，我们已经早就了人类历史上最庞大的人工工程，花费了将近五千亿美元，最高处有像位于科罗拉多州格林伍德的洲际分水岭山脉的海拔11,158英尺的路段，最低处有像位于巴尔的摩的内海湾隧道处海平面以下107英尺的隧道。沿着这些纵横交错的道路网，你可以去参观世界上最大的咖啡壶，最大的草莓、西瓜、以及洋蓟生产地，甚至还可以去看世界上最大规模的橡皮筋聚会。沿着94号州际公路走，在北达科他州的新萨伦（New Salem）你还可以见到世界上最大的奶牛，她的名字叫萨伦?苏（Salem Sue）。她身高38英尺，“玻璃纤维制成的表皮光滑鲜亮。”如果上帝看到我们做下的这些事情，不知道他会不会感到绝望。</p>

但是现在这套伟大的公路网已经完全竣工了。我们不可能再找到其他任何适合于再新修道路的地方。而且不仅仅是公路网完全竣工，我们社会中的其他基础设施也都差不多健全了。我们最近一次的全国性大工程就是送人上月球，从而把苏联帝国压下去。他与其他的全国性工程有着同样的特征：异常的昂贵，私人企业根本无法筹集到足够的资金，并且这种工程或多或少需要一个中央政府来协调统一。佛蒙特州是没有力量送宇航员上天的；特拉华州也不可能凭借自己的力量让莫斯科战栗。此类的工程极大的扩展了我们的视野：我们让人类克服了地心引力；我们让民主的理念跨越了国界。如果仍然是杰弗逊作为总统的话，此类的工程永远不可能实现。我们喜欢谈论杰弗逊式的社会――小规模的民主议会，自耕农式的人民生活，以及和这些相关的一切。但是杰弗逊是无法建设全国性的道路交通网的。如果你想要打败苏联或者想要登月探测，那么你就得需要汉米尔顿和他提倡的高额资金支持的巨型中央政府。所以，我们归根结底采纳的是汉米尔顿的政府体制。</p>

从巅峰状态的回归（11）

现在，需要举国体制进行的工程项目数量大幅度减少了。打击穆斯林恐怖主义分子的斗争需要的是小范围高精度的战略打击，而非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理论上，我们正在努力送宇航员到达火星，但是我知道现实生活中很少有人认为我们能实现这个目标，或者根本就不关心。唯一一个值得去做的全国性大工程就是托马斯?弗里德曼所提出的――智能能源网络，也就是遍布全国的高压输电线。但实际上，就像我在第四章中将要讲到的那样，更合情合理的规划应该是建设本地化及区域化的能源网络。（因为根据电能自身的物理特征，长途输电必然存在运输过程中的损耗。）如果我们想要在哀嚎的地球上生存下去，那么需要我们做的事情还很多，而这些必要措施中的大部分都应该采取本地化的方式来实现。我们应该采取小范围行动，而非大范围；应该把责任分散化，而非中央集权化。</p>

所以我们面临的现实就是，我们有一个巨型的政府，而仅有小型的国家工程。而这种状态时十分糟糕的，因为就像保守主义派别的人指出的那样，巨型政府从内底里就是无法实现高效运作的。在杰弗逊出任总统的时候，整个财政部的人员数量上升到了80人。历史学家罗恩?切尔诺（Ron Chernow）写到，“对于当时的批评家们来说，那就是一个正在走向怪兽体型的政府。”杰弗逊上台时曾承诺，“将厉行节约政策。”那现在的政府呢？借用政治学家保尔?莱特（Paul Light）的话说，现在的政府“官员的层级以及每个层级内官员的数量都比以前多得太多。这种宝塔式的层级关系淡化了事情成功或者失败时每个人应该享有或承担的责任，弱化了控制力和执行力，并且由于沟通的方式退化到依赖像孩子们的游戏一般的电话会，所要传递的信息没经过一个环节就会被曲解一次。”这完全就像马戏团的恶搞剧目一样。莱特说，“政府官员层级通过他们的官方头衔体现出来，通常都是围绕着参谋长或者某个原有的固定头衔来发展……这是官员层级叠加的最新的手段。参谋长这个职务最早出现在1981年的人口及社会保障部（Department of Health and Human Services），然后就开始横向发展起来。为某位部长设置的首位副参谋长出现在1987年，到九十年代就出现了一批第一副部长，第一副总长，第一助理秘书等等。”实际上，到2004年的时候，仍然有64个“官位虚位以待”，而这些官位的名称都是通过不断组合‘首席’，‘副’，‘联席’，‘助理’，及‘主’等等关键词而产生的。”因此就出现了类似首席助理代理副部长，或者联席副部长首席助理，或者助理副部长助理参谋长之类的头衔。莱特接着举例说到，试想一下你是一家退伍兵医院的护士。你“需要向上汇报时，最多需要经过七层官员”，从离你最近的护士长一直到退伍兵员事务部长。（而且这种汇报关系网中有九个级别都是通过总统命令任职的。）好消息就是所有这些总统任命的官员干的活都还不错；在普查当中，所有联邦雇员都认为他们的工作“非常不错”或者至少“超出平均值”。而且他们的上级似乎也同意他们对自己的评价；2001年时，曾经有过一次仅有通过或不通过两个级别的工作情况调查，接受调查的七十万名联邦雇员中，仅有的人没有通过。另外有八十万名雇员接受了五分制的评价调查，这些人当中仅有的人被评为“较少的成功度”或“工作情况不可接受”，而有43%的人被评为“相当优秀”。要想达到这种局面可还真不容易啊。</p>

如果你所要从事的事业是非常庞大的工程，那就肯定能找到理由来为这种已经十分低效的工作体制开脱――“挽救自由世界”这么一句空洞的话就成为了五角大楼大量增加额外雇员的充足的借口。但是现在我们不再信任这种大口号了；我们发动的一些规模庞大的行动只为少数精英分子带来了好处（比如说伊拉克战争就只给哈里伯顿石油公司（Halliburton）带来了好处），权力集中化的进程现在看上去既是一种进步，同时也是一种倒退。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们所建设的统一政府比我们实际可以使用的政府的规模要大得多――就如同95%的运动型家轿车主从来没有真正开着这种车去越野或者探险一样。你或许根本用不着离地两英寸的底盘或者V8型号的新引擎，随便一辆小汽车都够用了。</p>

世界上的某些国家或许确实还有一些巨型的国家工程需要建设。比如说中国，他们的中央政府是一个什么都要管的政府，而维持这样一个集权政体的原因就是他们一直声称自己是一个年轻的国家，还有很多人需要从贫困线以下发展起来。中国政府正在进行着移山填海的工程，与我们刚开始在北美大陆上修筑定居点时进行的工程差不多是同样的规模；他们修建了三峡大坝，而现在他们正在通过南水北调工程将南方的河水引来灌溉干旱的北方地区。这些或许不能称得上是有远见的工程，但是它们肯定是十分庞大的。至少从我所了解的资料中，中国人认为他们正在取得飞速的进步――他们就像我们在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里重塑自己的生活环境一样，正在对他们的生活环境进行改天换地的工程（而他们仅仅用了几十年的时间）。他们这么做很可能引发悲剧性的后果；他们与全球其他国家一样都遇到了环境发展问题的不可逾越的高墙，这一点我们现在已经看得很清楚了。（试想喜马拉雅山的冰盖融化将带来的问题，随着积雪的减少，黄河与长江的水量都将开始减少，甚至出现干涸。）但是至少在目前时期看，中国与当代的美国或者欧洲还是很不一样。2008年夏天，我站在即将竣工的奥林匹克主会场外数着成百上千的人一波接一波来这里照相，唯一的背景就是鸟巢。现在我们很难想象有美国的那个城市会如此热衷于举办奥运会，甚至也没有多少人关心我们是不是奖牌榜的首位。我们对此类事务的热情已经成为了过去；我们已经越过了发展道路上的巅峰时期。如果我们像做过山车时一样手在空中乱晃，那或许更多是由于害怕，而非出于兴奋。</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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