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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纪九 （公元前140年－前134年）（第1页）

建元元年（辛丑，公元前140年）冬天十月，汉武帝下诏书，让各地举荐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的人才。汉武帝亲自以古今治理国家的道理为题目进行策问，参与应答的有一百多人。广川人董仲舒回答说：

“所谓‘道’，就是通向治理国家正确道路的途径，仁、义、礼、乐，都是实现‘道’的工具。所以圣明的君王去世后，他的子孙能长久统治，国家安宁数百年，这都是礼乐教化的功劳。君主没有不希望国家安定长存的，但政治混乱、国家危亡的情况却很多，原因就在于任用的人不合适，推行的方法不正确，所以国家政事才一天天衰败灭亡。周朝的治国之道在周幽王、周厉王时期衰落，不是因为‘道’不存在了，而是幽王、厉王不遵循‘道’。到了周宣王，追思先王的德行，振兴衰微、弥补弊端，光大周文王、周武王的功业，周朝的治国之道才又灿烂复兴，这是他日夜不懈施行善政的结果。

孔子说：‘人能弘扬道，而不是道弘扬人。’所以国家的治乱兴亡取决于君主自身，如果君主所秉持的治国理念荒谬错误，就会失去统治的根本，这不是上天赐予的命运无法改变，而是自身行为导致的。做君主的，要先端正自己的思想，从而端正朝廷风气；端正了朝廷风气，才能端正百官的行为；百官行为端正了，才能引导万民端正；万民端正了，四方边境也会随之端正。四方都端正了，远近就没有人敢不遵循正道，也不会有邪气作奸犯科，这样阴阳就能协调，风雨按时而至，万物和谐，百姓繁衍，各种福瑞吉祥的事物都会到来，王道也就实现了！孔子曾感叹：‘凤鸟不来，黄河不出图，我的主张大概无法实现了！’他悲伤的是这些祥瑞本可以出现，却因为自己地位卑贱而无法促成。如今陛下贵为天子，拥有四海，处于能招致祥瑞的地位，掌握着能实现王道的权势，又具备相应的资质；品行高尚、恩泽深厚，智慧明达、心意美好，爱护百姓又喜好贤才，可以说是有道义的君主。然而天地没有感应，美好的祥瑞也没有到来，这是为什么呢？因为教化没有确立，百姓的思想行为没有得到正确引导。百姓追逐利益，就像水往低处流一样，如果不用教化来做堤防，就无法阻止。古代的君王明白这个道理，所以统治天下时，无不把教化作为首要任务。在国都设立太学来教育学生，在地方设立庠序来感化百姓，用仁爱来熏陶百姓，用道义来感染百姓，用礼仪来节制百姓，所以当时刑罚很轻，却没人犯法，这就是教化施行、风俗美好的结果。圣明的君王在乱世之后执政，会扫除旧有的弊端，重新建立和弘扬教化；等到教化昌明，良好的习俗形成，子孙后代遵循下去，国家五六百年都不会衰败。秦朝抛弃古代圣贤的治国之道，采用苟且的统治方法，所以只存在了十四年就灭亡了，它遗留的恶劣影响至今还没消除，社会风俗浅薄恶劣，百姓嚣张顽固，违法乱纪的情况十分严重。打个比方：琴瑟的弦音不协调，严重时就必须把弦解下来重新安装调试，才能弹奏；治理国家如果政令行不通，严重时就必须变革教化，才能治理好。所以汉朝建立以来，一直想把国家治理好，但至今没能实现，就是因为该变革教化的时候没有变革。

“我听说圣明的君王治理天下，让百姓在年少时学习知识，长大后根据才能授予官职，用爵禄培养他们的品德，用刑罚威慑他们的恶行，所以百姓明白礼义，以触犯君主为耻。周武王推行大义，平定残暴的商纣王，周公制作礼乐来修饰太平盛世；到了周成王、周康王时期，监狱空了四十多年，这就是教化逐渐推行、仁义传播的结果，并非仅仅依靠刑罚惩处的效果。秦朝却不是这样，它以申不害、商鞅的法令为师，推行韩非的学说，憎恶古代帝王的治国之道，把贪婪残暴当作习俗，只追求名声而不考察实际情况，做好事的人不一定能免于刑罚，做坏事的人也未必会受到惩处。所以百官都用虚假的言辞粉饰太平，不做实事，表面上有侍奉君主的礼节，内心却有背叛之意，伪造事实、弄虚作假，追逐利益、毫无廉耻，因此受刑的人很多，死人随处可见，但奸邪之事却无法止息，这都是风俗教化造成的。如今陛下拥有天下，百姓无不臣服，但陛下的功德却没有施加到百姓身上，大概是陛下还没有真正用心去做。《曾子》说：‘尊重自己所听到的道理，就能变得高明；践行自己所知道的道理，就能发扬光大。’高明光大，不在于别的，就在于用心去做。希望陛下能践行所听到的道理，内心真诚并努力施行，那么陛下与古代的三王又有什么不同呢！

不培养人才却想寻求贤能之士，就好比不雕琢玉石却想得到精美的花纹。所以培养人才最重要的就是兴办太学，太学是贤才的来源，也是教化的根本。如今以一个郡、一个封国的众多人口来应答策问，却没有符合要求的人，这说明王道在很多地方已经断绝了。我希望陛下兴办太学，设置贤明的老师，来培养天下的人才，经常考核他们，让他们充分发挥才能，这样就可以得到杰出的人才。现在的郡守、县令，是百姓的表率，是朝廷派去传承教化的人；如果这些表率不贤能，君主的德行就无法宣扬，恩泽也不能流传。如今有些官吏不在下面进行教育引导，有的甚至不执行朝廷的法令，暴虐地对待百姓，与奸邪之人勾结谋取私利，致使贫穷孤弱的百姓含冤受苦，失去生计，这与陛下的心意严重不符；所以阴阳失调，不祥之气充满天地，万物不能顺利生长，百姓生活困苦，这都是地方长官不贤明造成的！

地方长官大多出自郎中、中郎、二千石官员的子弟，选拔郎吏又以家庭财富为标准，这样选出来的人不一定贤能。而且古代所说的功劳，是以担任官职称职程度来区分，而不是看任职时间长短；所以才能小的人，即使任职时间长，也仍然担任小官，贤能的人即使任职时间短，也不妨碍担任辅佐之职，因此官吏们都竭尽全力，专心处理政务来建立功绩。现在却不是这样，靠熬时间来获取显贵地位，靠长久任职来升官，这就导致廉耻观念混乱，贤能和不贤能的人混杂在一起，无法选拔出真正的人才。我认为应该让列侯、郡守、二千石官员各自选拔他们辖下贤能的官吏和百姓，每年向朝廷推荐两人，让他们担任宫廷宿卫，这样还可以考察大臣们发现人才的能力；推荐贤能的人给予奖赏，推荐不贤能的人加以惩罚。这样一来，二千石的官吏都会尽心竭力地寻求贤才，天下的贤士就都能被朝廷任用。如果能得到天下所有的贤人，那么成就三王那样的盛世就容易了，陛下也能与尧、舜那样的圣君齐名。选拔人才不要只看任职时间长短，要以实际考察贤能为主，根据才能授予官职，根据品德确定职位，这样就能使廉洁和耻辱区分开来，贤能和不贤能的人各居其位！

“我听说积少成多，积小成大，所以圣人都是从细微之处做起，才变得圣明显赫；就像尧从诸侯中崛起，舜在深山中兴起，他们不是一下子就声名显赫的，而是逐渐积累的结果。言论一旦说出口，就无法再堵塞；行为一旦做出，就无法再掩盖；言行是治理国家的大事，君子的言行足以感动天地。所以能做好小事才能成就大事，能谨慎对待细微之处才能彰显卓越；自身积累善行，就像太阳逐渐升高，人们却察觉不到；自身积累恶行，就像火燃烧油脂，人们也看不见；这就是唐尧、虞舜能获得美好名声，而夏桀、商纣令人感到可悲可怕的原因。

使人快乐而不致混乱，反复遵循而不会厌倦的，就是‘道’。‘道’是万世都不会有弊端的；出现弊端，是因为背离了‘道’。先王的治国之道，必定有偏颇不能施行的地方，所以政令会有昏暗不明、无法推行的情况，这时就需要用它的另一面来弥补弊端。夏、商、周三代的治国之道，所依据的原则不同，并非相互矛盾，而是为了挽救流弊、扶持衰微，是因为他们所遭遇的情况不同。所以孔子说：‘无为而治的大概是舜吧！’舜只是更改历法，变换衣服颜色，来顺应天命罢了；其余的都遵循尧的治国之道，为什么要更改呢！所以君主虽然有改变制度的名义，实际上并没有改变‘道’的实质。然而夏朝崇尚忠厚，商朝崇尚恭敬，周朝崇尚礼仪，这是因为他们要补救前代的缺失，所以采用了不同的方式。孔子说：‘商朝继承了夏朝的礼仪制度，所废除和增加的内容是可以知道的；周朝继承了商朝的礼仪制度，所废除和增加的内容也是可以知道的；将来如果有继承周朝的朝代，即使经过一百代，它的礼仪制度也是可以推知的。’这是说历代君王的治国之道，都离不开忠厚、恭敬、礼仪这三个方面。夏朝继承了虞朝的制度，孔子唯独没有说夏朝对虞朝制度有什么增减，是因为它们的治国之道是一致的，所崇尚的原则也是相同的。‘道’的根本来源于天，天不变，‘道’也就不变，所以夏禹继承虞舜，虞舜继承唐尧，三位圣君相互传承并坚守同一‘道’，没有补救弊端的政令，所以孔子不说他们对制度有什么增减。由此看来，继承太平盛世的朝代，治国之道是相同的；继承乱世的朝代，治国之道就要改变。

建元元年（辛丑，公元前140年） ，冬天十月，汉武帝下诏书，要各地举荐贤良方正、能直言进谏的人才。汉武帝亲自出题，询问古今治理国家的方法，一百多人参与应答。广川人董仲舒回答说：

“‘道’是通向国家大治的道路，仁、义、礼、乐都是实现‘道’的工具。以前圣明君主去世后，他们的子孙能让国家长治久安几百年，靠的就是礼乐教化。君主都希望国家安定，可为啥很多国家还是政治混乱甚至灭亡呢？因为用人不当，治国方法也不对头。周朝的治国之道在幽王、厉王时衰落，不是‘道’没了，而是他们不按‘道’行事。到了宣王，恢复先王美德，周朝才又兴盛起来，这是坚持行善的结果。

孔子说‘人能弘扬道，不是道弘扬人’，国家兴衰关键在君主自己，要是君主做事违背常理，就会失去治国根本，这可不是天命不可违。做君主的，得先端正自己，然后才能端正朝廷风气、百官行为，进而让百姓和四方都走上正道。做到这些，阴阳调和，风调雨顺，万物和谐，百姓富足，各种祥瑞都会到来，王道也就实现了。孔子曾感叹凤鸟不至、河图不出，遗憾自己地位低，无法实现理想。陛下贵为天子，有地位、有权势、有能力，品德高尚又爱护百姓，算得上有道义的君主，可为啥还没出现祥瑞呢？因为教化没做好，百姓思想行为没被引导好。百姓追逐利益就像水往低处流，不用教化来约束根本不行。古代君王明白这点，所以重视教化，在国都办太学，在地方设学校，用仁、义、礼来教导百姓，这样刑罚轻，犯罪的人却很少，就是因为教化起作用，风俗变好了。

秦朝抛弃圣贤之道，搞苟且的统治，十四年就亡了，它留下的坏影响到现在还在，社会风气差，百姓爱闹事。这就像琴瑟弦音不准，得重新调弦才能弹奏；治国也是，政令不通就得变革教化。汉朝建立后一直想把国家治理好，但效果不好，就是因为该变革的时候没变革。

圣王治理天下，让人从小学习，长大后按才能授官，用爵禄培养品德，用刑罚震慑恶行，所以百姓懂礼义，以触犯君主为耻。周武王行大义灭商，周公制礼乐，到了成康时期，监狱空了四十多年，这是教化和仁义的力量，不只是刑罚的作用。秦朝就不一样，学申不害、商鞅的法家那套，行韩非的学说，厌恶帝王正道，把贪婪当风俗，只看表面不看实际，做好事不一定免罪，做坏事不一定受罚，所以百官都爱说假话，表面一套背后一套，造假谋利毫无廉耻，受刑死人的多，但奸邪之事却止不住，这都是风俗坏造成的。现在陛下统一天下，百姓都臣服，可百姓没得到什么好处，大概是陛下还没真正用心。《曾子》说尊重所学、践行所知就能进步，陛下要是能真心践行这些道理，和古代圣王也没差别了。

不培养人才却想找贤能之人，就像不雕琢玉石却想要花纹。培养人才最重要的是办太学，它是贤才的源头，教化的根本。现在一个郡、一个封国那么多人，却找不到几个符合要求的人才，说明王道在很多地方都断了。希望陛下兴办太学，请好老师，多考核，这样就能得到杰出人才。郡守、县令是百姓的表率，负责传达朝廷教化，如果他们不贤能，君主的德行就传不下去，恩泽也到不了百姓那里。现在有些官吏不教化百姓，还不执行朝廷法令，欺压百姓，和奸人勾结，害得穷人和弱者含冤受屈，这和陛下心意不符。所以阴阳失调，灾祸不断，百姓困苦，都是这些官吏不称职导致的。

现在的官吏很多出自官员子弟，选郎吏还看出身财富，这样选出来的不一定贤能。古代论功劳看是否称职，不看出任时间，所以才能小的一直做小官，贤能的很快就能得到重用，官吏们也都努力做事建功。现在却只看出任时间，靠熬资历升官，导致廉耻不分，贤愚混杂。我觉得应该让列侯、郡守每年各推荐两名贤才到朝廷做宿卫，推荐得好有赏，推荐不好受罚，这样大家都会用心找人才，天下贤士都能为朝廷所用。得到贤才，成就三王那样的盛世就容易了，陛下也能和尧舜齐名。选拔人才别只看时间，要重实际才能，按能力授官、按品德定职位，这样就能区分贤愚。

小事能积累成大事，细微处能彰显卓越。言论说出就收不回，行为做出就藏不住，言行对治国很重要。积累善行不知不觉就会进步，积累恶行也在不知不觉中发生，这就是尧舜能留美名，桀纣让人唾弃的原因。

让人快乐又不混乱，反复遵循也不厌倦的就是‘道’，‘道’永远不会有问题，出问题是因为背离了‘道’。先王之道也有不完善的地方，所以有时政令推行不下去，这时就需要弥补不足。夏、商、周三代治国之道不同，不是互相矛盾，而是为了挽救前朝弊端，顺应当时形势。孔子说舜无为而治，其实舜只是改了历法、换了服色顺应天命，其他还是遵循尧的做法。所以君主虽然会改革制度，但‘道’的本质不会变。夏朝崇尚忠厚，商朝崇尚恭敬，周朝崇尚礼仪，这是为了补救前代不足。孔子说后代能知道前代礼仪的增减，就是因为历代治国都离不开这三个方面。夏朝继承虞朝，孔子没说有什么增减，是因为它们本质相同。‘道’源于天，天不变，‘道’也不变，所以禹、舜、尧传承的‘道’是一样的，不需要补救，孔子才不说他们对制度的改变。由此可见，继承太平盛世，治国之道不用变；继承乱世，就需要变革。

现在汉朝刚结束乱世，应该减少周朝繁琐的礼仪，学习夏朝的忠厚。古今都是天下，为啥差距这么大呢？是哪里违背了古代治国之道，不符合天理吗？上天给万物都有安排，给了牙齿就不给犄角，给了翅膀就只给两只脚，这是说得到多的就不能再要少的。古代拿俸禄的人，不靠体力劳动和经商获利，也是这个道理。要是既拿得多又想占小便宜，上天都满足不了，何况人呢！这就是百姓总抱怨不够用的原因。那些身居高位、享受厚禄的人，还利用富贵和百姓争利，百姓怎么能承受呢？百姓越来越穷，富人却奢侈浪费，穷人走投无路，生活没盼头就容易犯罪，这就是刑罚越来越多，奸邪却止不住的原因。官员是百姓效仿的对象，要是官员做百姓做的事，追求财利，怎么行呢？追求财利是百姓的想法，追求仁义、教化百姓才是官员该做的。《易经》说‘背着东西乘车，会招来强盗’，乘车是君子的事，背东西是百姓的事，说的就是身居高位却做百姓之事，肯定会招来灾祸。要想做君子该做的事，看看鲁国丞相公仪休的做法就知道了。

《春秋》强调的大一统，是天地常理、古今通义。现在各家学说不同，思想混乱，朝廷没法统一思想，制度变来变去，百姓都不知道该遵守什么。我认为，凡是不属于六艺和孔子学说的，都应该禁止，不让它们和儒家学说一起发展，这样就能统一思想、明确法度，百姓也知道该怎么做了。”

汉武帝觉得董仲舒说得好，让他做了江都相。会稽的庄助也因贤良对策出色，被汉武帝提拔为中大夫。丞相卫绾上奏说：“这次举荐的贤良中，有些推崇申不害、韩非、苏秦、张仪学说，这些学说会扰乱国政，建议都不用他们。”汉武帝同意了。董仲舒年轻时研究《春秋》，汉景帝时做博士，言行举止都符合礼仪，学生们都很尊敬他。做江都相后，辅佐易王。易王是汉武帝的哥哥，一向骄横好勇，但董仲舒用礼义规范他，易王也很敬重董仲舒。

这一年春天二月，朝廷大赦天下。还开始铸造三铢钱流通。夏天六月，丞相卫绾被免职。丙寅日，汉武帝任命魏其侯窦婴为丞相，武安侯田蚡为太尉。汉武帝向来喜欢儒家学说，窦婴和田蚡也都爱好儒学，他们推荐代人赵绾做御史大夫，兰陵人王臧做郎中令。赵绾奏请修建明堂，用来让诸侯朝见天子，还推荐了自己的老师申公。秋天，汉武帝派人拿着束帛、玉璧，驾着四匹马拉的安车去迎接申公。申公到了京城，汉武帝询问治国安邦的方法。申公八十多岁了，只说：“治理国家不在于话说得多，关键是要切实去做。”当时汉武帝正喜欢文章辞藻，听了申公的回答，没说什么，但既然把人请来了，就任命申公为太中大夫，让他住在鲁王的官邸，一起商议修建明堂、天子巡视、修改历法、确定服色等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