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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76章 信任的尸检报告——九次剥离与一座城市的伤疤（第6页）

第一次剥离：情感被视为“研究噪声”（2008年）

“危暐在清华读博期间，研究方向是社会认知。他的导师周教授是个传统学者，强调‘人文关怀’。但危暐在参与一次跨国合作研究时，接触到了行为经济学的前沿成果——那些把人类决策简化成数学模型的研究。”付书云说，“他着迷于这种‘优雅的简化’。在博士论文里，他写了一段后来被导师红笔批注的话：‘情感变量在大多数社会决策模型中应被视为噪声处理，因其难以量化且预测价值低。’周教授批注：‘人不是机器，情感不是噪声。’”

张斌冷笑：“所以他很早就开始把人当成机器了。”

第二次剥离：将道德困境游戏化（2010年）

“博士毕业后，危暐在一家智库工作，参与设计‘公共政策模拟系统’。他们用游戏化的方式模拟社会困境，比如‘疫苗分配优先权’‘灾后资源调配’。危暐发现，当决策者面对屏幕上的数字和图表时，会比面对真实案例时更冷酷、更‘高效’。他在内部报告里写：‘道德情感在决策中的干扰效应可通过界面设计降低。建议将现实问题抽象为参数可调的模型。’”

付书云看着张斌：“这是关键一步——他开始认为，道德情感是‘干扰’，是需要被‘降低’的东西。”

第三次剥离：第一次真人实验的“成功”（2012年）

“2012年，危暐独立负责一个小型研究：如何提高公益捐款的参与率。他没有采用传统的‘感人故事’宣传，而是设计了一套‘社交压力算法’——在单位内部网上，实时显示每个部门的捐款进度和个人排名。结果捐款额提升了300%。但事后访谈发现，很多人捐款是因为‘怕丢脸’‘怕被领导看见没捐’，而不是出于善意。危暐在论文里写道：‘道德动机的纯度不影响行为结果的有效性。在实际应用中，可利用社交压力等非道德驱动力达成道德目标。’”

张斌听懂了：“他发现了可以用不道德的手段，达成看似道德的结果。而且觉得这很聪明。”

第四次剥离：与顾明远的相遇（2014年）

“在瑞士的一个学术会议上，危暐遇到了顾明远。当时顾明远是一家跨国咨询公司的数据分析总监，他在做一个项目：如何帮助大企业‘优化’裁员方案，减少法律风险和舆论反弹。顾明远向危暐展示了他们的模型——通过分析员工的社交媒体数据、出勤记录、同事评价等，给每个员工打‘价值风险分’，然后‘科学地’决定裁谁留谁。危暐被震撼了，他在日记里写：‘这才是真正的社会科学应用——剥离情感，直指效率。’”

付书云停顿了一下：“从这天起，危暐的研究方向彻底变了。他从‘理解社会’转向了‘优化社会’，而优化的代价，是剥离人性。”

第五次剥离：首次越界实验（2015年）

“2015年，危暐和顾明远合作了一个秘密项目：测试人们对‘权威伪造信息’的接受度。他们伪造了一份某国际组织的‘健康报告’，说某种常见食品添加剂有‘潜在风险’，然后通过精心设计的渠道发布。报告是假的，但数据看起来很专业。结果引发了一场小范围的恐慌，那个食品品类销量下降了15%。危暐在实验日志里写：‘公众对权威符号的信任度高于对事实的核查能力。此漏洞可利用。’”

张斌握紧拳头：“所以他早就在做这种事了。”

“但这次实验后，危暐失眠了一周。”付书云说，“他在日志里写：‘实验成功，但观察到目标群体的焦虑反应时，有不适感。需强化科研使命感以克服。’你看，他当时还有‘不适感’，但他选择用‘科研使命感’来压抑它。这是自我欺骗的开始。”

第六次剥离：张坚案的设计阶段（2018年）

“到了设计张坚案时，危暐已经形成了一套完整的‘人性剥离流程’。”付书云调出手机里的一张图，是技术组整理的流程图，“第一步：目标物化（把张坚定义为‘高责任感参数集合体’）；第二步：道德豁免（用‘国家利益’为骗局披上正当外衣）；第三步：情感工具化（把张坚对家庭的爱变成操控杠杆）；第四步：观察数据化（把痛苦变成图表和曲线）。”

他看向张斌：“你父亲经历的那九个月，对应的是危暐人性剥离的最后阶段。在这个过程中，危暐偶尔还会在笔记里写下‘目标表现出痛苦，实验者需警惕共情干扰’这样的提醒。但到后期，这种提醒越来越少，最后消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