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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1章（第2页）

从此，各种新型犯罪现象不断滋生。

1993年，王井记专门物色一些流浪街头的少年，负责他们吃、住，并对这些孩子进行犯罪技巧培训，一帮职业小偷出现了。

广东中山大学的傅未明教授一下火车就被偷走了包，警察在多方调查未果的情况下不得不使用特殊手段才找回来，在一个出租屋里有过这样一段对话：

“我来找你，我现在的身份不是警察，就是你的朋友。”

“直说吧，你丢了什么？”

“一个包。”

“包里有多少钱？”

“一分钱也没有。”

“那……”

“就有几张破纸，是一份学术论文。”

“好，你等我二十分钟。”

“嗯，请你喝酒。”

1995年，有一伙喜欢穿黑衣服的人长期在火车站抢夺旅客财物，被称为“黑衣党”。他们大多在晚上活动，如果是在白天，他们就蒙面抢劫。

1997年，以三文钱为首的“丐帮”悄然兴起。

1998年，迷药抢劫频发，帮派内称这种手段为“杀猪”，以“河南帮”居多。而后演化成飞车抢劫，又以“砍手帮”臭名昭著。

1999年，手持据称有艾滋病毒的注射器威胁索要旅客钱财的“扎针党”也出现了。

面对严峻的治安形势，从1983年以来，各级政府年年组织多方力量，开展“严打”行动，大量犯罪团伙被摧毁，然而，“严打”的效果并不能持续很久，整顿过后，故态复萌。犯罪团伙重新洗牌，通过暴力分割势力范围。例如“拉客帮”被打掉之后，分裂成五大帮派：“郑老五帮”，湖南人，负责站西路一带；“汕头帮”，负责走马岗一带；“潮州帮”，负责沙涌南一带；“刘老四帮”，四川人，负责草暖公园一带；“老杨帮”，也同在站西路。当时五个帮派中，“郑老五”和“刘老四”稍大，相互之间经常发生摩擦，但都不能吃掉任何一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