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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5章（第2页）

所以在事情发生之前，我就知道泰勒也会这么做。我能从电话长长的回声里听出他的绝望。他正决定着什么，但我知道他自己还不知道的事：他已经做出了决定，现在他所做的只是为它做漫长的辩护。

我是在十月收到那封信的。

它以PDF格式附在泰勒和斯蒂芬妮发来的电子邮件中。上面解释说，这封信是经过深思熟虑精心起草的，一份副本将寄给父母。当我看到它的时候，我便明白了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泰勒已经准备好谴责我，用我父亲的话说，就是我被魔鬼附身，极其危险。这封信是一种凭证，一个让他得以重返家庭的通行证。

我无法说服自己打开附件；某种本能攫住了我的手指。我还记得我小时候泰勒的样子，那个安静的哥哥在看书，而我躺在他的书桌下，盯着他的袜子，呼吸着他的音乐。我不确定自己能否忍受听见他的声音说出那些话。

我点击鼠标，打开附件。我神情恍惚，以至于整封信读完了，也没有理解它的意思：我们的父母被一连串虐待、操纵和控制所束缚……他们视变化为危险，不管谁要求改变，都会遭到驱逐。这是一种扭曲的家庭忠诚观念……他们称其为信仰，但这不是福音所教导的。保重。我们爱你。

从泰勒的妻子斯蒂芬妮那里，我得以了解这封信背后的故事。在我父亲威胁要跟泰勒断绝关系后的那些日子里，泰勒每晚上床睡觉时都会一遍遍地自言自语：“我该怎么办？她是我妹妹。”

当我听到这个故事，我做出了几个月来唯一一个明智的决定：我求助于大学心理咨询服务。分配给我的咨询师是一个开朗活泼的中年女士，她有一头紧密的卷发和一双犀利的眼睛。每次会面她很少说话，而是倾向于让我主动开口。我照做了，一周又一周，一个月又一个月，都是如此。起初咨询没有什么效果我想不出哪次咨询很有“帮助”但随着时间推移，它们的总体效果不容置疑。我当时不明白，现在也不明白，但每周抽出一段时间，坦承自己需要一些自己无法提供的东西，这么做很有益处。

泰勒确实把这封信寄给了父母，并且他一旦做出承诺就再未动摇过。那年冬天，我经常给他和斯蒂芬妮打电话，斯蒂芬妮俨然成了我的亲姐姐。每当我需要找人聊聊时，他们随时都在，每次我都有很多话要说。

泰勒为那封信付出了代价，尽管这个代价很难定义。他没有被断绝关系，或者至少不是永久性的。最终他和父亲达成休战协议，但他们的关系可能永远不会如从前了。

我向泰勒道歉了多次，超越了我无法计算的我给他带来的损失，但是这些话都说得很别扭，说得结结巴巴。怎样遣词造句才算合理？一个人为了你，与父亲和家人疏远，你该如何道歉？也许没有合适的词句来表达。你该如何感谢一个不肯弃你而去的哥哥？就在你决定不再挣扎，任凭自己下沉时，正是他抓住你的手，将你拽上了岸。这一切，没有语言能够形容。

那一年的冬天尤为漫长，只有每周的心理咨询会打断那种沉闷。每当看完一部电视剧，我会有一种莫名的失落感，几乎是丧亲之痛，于是不得不再去找下一部。

春去夏至，终于在秋天来临时，我发现自己能专心阅读了。除了愤怒和自责，我的大脑又可以容下别的想法了。我又重拾两年前在哈佛写的那一章。我重读了休谟、卢梭、史密斯、戈德温、沃斯通克拉夫特和穆勒的著作。我又想起了家庭。这里面有个谜，一个未解之谜。我问自己：当一个人对家庭的责任与他对朋友、对社会、对自己的责任冲突时，他该怎么做？

我开始了研究。我缩小问题范围，使其更学术化、具体化。最后，我选择了十九世纪的四种思想运动，研究它们是如何与家庭责任问题作斗争的。我所选的运动之一便是十九世纪的摩门教。我踏踏实实研究了一年，在这一年的年尾终于写出了论文初稿：《英美合作思想中的家庭、道德和社会科学，18131890》。

我最喜欢关于摩门教的那一章。作为一个在主日学校待过的孩子，我被教导，一切历史皆为摩门教做准备：基督死后的每一个事件都是上帝安排的，为的是让约瑟夫·史密斯跪在神圣树林、上帝还原真正的教会的那一刻成为可能。战争、迁徙、自然灾害这些仅仅是摩门教故事的前奏。另一方面，世俗历史倾向于忽略诸如摩门教这样的精神运动。

我的论文赋予历史一个不同的形态：既不是摩门教也不是反摩门教；既不是精神的也不是世俗的。我没有把摩门教作为人类历史的一个目标，也没有贬低摩门教在解决时代问题上所做的贡献。相反，我将摩门教的意识形态视为更大的人类历史中的一个章节。在我看来，历史并未把摩门教徒与人类大家庭的其他成员区别对待，而是将他们捆绑在一起。

我把论文初稿发给朗西曼博士，几天后我们在他的办公室见了面。他坐在我对面，面带惊讶地说，论文写得不错。“有些章节写得非常好，”这回他笑着说，“要是这个论文不能让你拿到博士学位，我会感到意外的。”

当我拿着厚重的手稿走回宿舍时，我想起克里博士的一次讲座。讲座一开始他就在黑板上写道：“历史是由谁书写的？”我记得当时这个问题在我看来有多奇怪。我心目中的历史学家不是人类；那是像我父亲一样的人，与其说是人类，不如说是先知。他们对过去的看法和未来的憧憬都不容置疑，甚至不能补充。现在，当我穿过国王学院，走在宏伟的教堂投下的影子中，我从前的胆怯似乎显得有些可笑。历史是由谁书写的呢？我想，是我。

在我为自己选择的二十七岁生日那天，我提交了博士论文。十二月我在一间简陋的小房间进行了论文答辩。我通过了答辩，回到伦敦。德鲁在那里找了份工作，我们租了一套公寓。今年一月，距我初次踏进杨百翰大学教室近十年后，我收到了剑桥大学的确认函：我是韦斯特弗博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