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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章（第3页）

“不，我没有文件。”

“好的，我等着。”

母亲每次坦白说不知道我的生日，对方总是让她稍等一下，把她的电话转给上级领导，仿佛不知道我哪天出生使得“我拥有身份”这整个概念都不成立了。他们似乎在说，人怎么可能没有生日？我不明白为什么不可以。在母亲决定给我办出生证明之前，我从不觉得不知道生日是件怪事。我知道我是在九月底出生的，每年我都会挑一个不是星期天的日子过生日，因为在教堂过生日很没趣。有时我希望母亲把电话递给我，这样我就可以自己解释。“和你一样，我也有生日，”我想告诉这些人，“只不过它不固定。难道你不希望能变换一下你的生日吗？”

最终，母亲说服山下奶奶重新去做宣誓书陈述，说我是二十七号出生的，尽管奶奶仍然相信二十九号才是我的生日。爱达荷州颁发了一份延期出生证明。我还记得信件寄来的那天。当我拿到第一份证明我是个人的法律证据时，我的感觉怪怪的，就好像权利被人剥夺了：在此之前，我从未意识到这还需要证明。

最后，我比卢克提前拿到了出生证明。母亲在电话里告诉那些人，说她觉得我是在九月最后一周的某一天出生时，他们默不作声。但当她告诉他们，说她不确定卢克是生在五月还是六月时，他们喋喋不休炸开了锅。

那年秋天我九岁了，陪同母亲一起去接生。几个月以来，我一直要求同去，提醒她玛丽亚在我这个年纪已经见过十几个孩子出生了。“我又不是哺乳期母亲，”她说，“没理由带你同去。再说，你也不会喜欢的。”

终于，一个有好几个小孩的女人雇母亲去接生，我便被安排在分娩期间照看孩子。

电话是半夜打来的。刺耳的电话铃声响彻门厅，我屏住呼吸，希望不是谁打错了。一分钟后，母亲来到我床边。“该走了。”说完，我们一起向车子跑去。

十英里的车程中，母亲一路叮嘱我，万一最糟糕的情况发生，联邦政府的人也来了，我该说些什么。无论如何我都不能告诉他们母亲是一名助产士。若是他们问起我们为何在那里，我什么都不要说。母亲称之为“闭嘴艺术”。“你就一口咬定，说你睡着了，什么也没看见，什么都不知道，也不记得我们为什么来这里。”她说，“别给他们任何把我绳之以法的理由。”

母亲陷入沉默。她开车的时候，我仔细打量着她。仪表盘上的灯光照亮了她的脸，在一片漆黑的乡间道路上，她的脸色苍白得有如鬼魂。恐惧蚀刻进她的面容，在她紧锁的眉头和紧闭的双唇里。单独和我在一起，她放下了人前的伪装。她又是那副老样子，脆弱，呼吸急促。

我听见轻声低语，意识到是她发出的。她在假设突发状况。如果出了问题怎么办？如果他们对她隐瞒病史，出现并发症怎么办？或者，如果只是并不十分危急的常见状况，但她惊慌失措吓呆了，没能及时止住出血怎么办？再过几分钟我们就要到了，她颤抖的双手将掌握两条生命。直到那一刻，我才明白她所冒的风险。“医院里也死人，”她低语道，紧握方向盘，像幽灵一般，“有时上帝召唤他们回家，任何人都无能为力。但是如果助产士碰上这种事”她转过身来正对着我说，“只要发生一个失误，你就只能到监狱去看我了。”

我们一到那儿，母亲立刻像变了个人似的，给那户人家的男人、女人和我接连下达了一串命令。我无法把目光从她身上移开，几乎把她交代我做的事全忘了。现在我才意识到，那天晚上我第一次感觉到，她身上有股神奇的力量。

她大声下达命令，我们一言不发地执行。婴儿顺利出生，没有并发症。能亲眼见证一个新生命的诞生，既神奇又浪漫，但母亲说得没错，我并不喜欢。这一过程漫长而艰辛，还弥漫着一股腹股沟难闻的汗味。

下次接生我就不再要求同去了。那次母亲回来时脸色苍白，浑身发抖。她用颤抖的声音告诉我和姐姐事情的经过：胎儿的心率如何下降，只剩震颤，十分危险；她如何打电话叫了一辆救护车，然后决定不能再等下去了，马上开自己的车送产妇去了医院。她开得如此之快，以至于到达医院时，后面还跟了一名护送的警察。在急诊室里，她尽力向医生提供他们所需的信息，同时又不能表现出懂得太多，不能让他们怀疑她是一名无执照的助产士。

医院紧急实施了剖腹产手术。产妇和婴儿在医院住了好几天，等到他们出院时母亲才不再战战兢兢。事实上，她似乎很是兴奋，开始以不同方式讲述这个故事。她很喜欢回忆被警察拦下的那一刻。警察惊奇地发现车后座上有一个不停呻吟的女人，显然正在分娩。“我就切换到脑残女人的模式，”她用越来越洪亮的声音告诉我和奥黛丽，“男人就愿意这么想，是他们拯救了陷入困境的傻女人。我只需靠边站，任他扮演英雄就好了！”

对母亲来说，最危险的时刻还是在医院。就在那个女人被推走几分钟后，一位医生拦住了母亲，问她为什么会在生产现场。回忆起这个，母亲微笑着说：“我就问了他我能想到的最愚蠢的问题。”她换上一副妩媚的假嗓，和她本来的声音大不一样，高声说道：“哦！那是婴儿的头吗？难道不是该脚先出来吗？”医生信了，她怎么可能是助产士呢。